1959年2月,郭沫若先生曾到山东省博物馆参观,并即兴书写了一首诗:“纵有寒流天外来,不教冰雪结奇胎。东风吹遍人间后,紫万红千次第开。”从这首诗和这幅行草书体来看,应该是相当认真的,不能说“潦草”;如果说其“潦草”,那么,等于说中国的草书都是“潦草”,相信包括孟鸿声委员在内的中国书法家们是不会认同的。
问题必须回到它的原点上。那是1992年10月山东博物馆千佛山北麓的博物馆主体建筑落成,当时的主事者以郭沫若先生1959年给山东博物馆题诗落款中的字,集成了馆名牌匾,并一直沿用至今。山东是个文化传统深厚的地区,尊重先贤也是其传统之一,而历代牌匾一般都是请名人题写。1925年的10月10日挂牌的“故宫博物院”出自故宫博物院理事长李煜瀛手书,如今所见则是1971年7月5日故宫博物院重新开放时,根据周总理的批示而启用了郭沫若题写的匾额;上海博物馆是新中国上海第一任市长陈毅所书;湖北省博物馆的馆名是国家副主席董必武1960年来视察该馆时所题写。中国博物馆界由郭沫若题写(或集字)馆名的较多,有周口店遗址博物馆、半坡遗址、仰韶文化博物馆、如西安碑林博物馆、延安革命纪念馆、乾陵博物馆、烟台市博物馆、旅顺博物馆、柳州博物馆、桂林博物馆、郑州博物馆……。
可以说1992年山东博物馆的主事者能有集郭沫若字的构想,是因为当时国内博物馆的馆名基本上都是名人题写,其中尤以与之关联最深的郭沫若为最多。集前人的字,尤其是集名家的字是一种传统。陕西历史博物馆也是集郭沫若的字所成。不管今天人们如何评价郭沫若先生,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当年作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954年)的郭沫若先生参观山东博物馆也是一件大事,何况郭沫若先生1952年就任中央考古训练班主任,又是中国科学院的首任院长,与文物、考古、博物馆界的关系深厚,集其为馆所题诗中的字为馆的牌匾,于情于理都不为过,属于顺理成章。而山东博物馆的现任领导包括前任都尊重1992年馆领导的决定,这是值得称道的。否则,一旦领导上来有不同的见解就换牌匾,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一般来说如果没有政治性和原则性的问题,萧规曹随应是常态。
山东博物馆是新中国建立的第一座省级博物馆,其综合性的专业内容和丰富的馆藏受到了业界的关注和重视,当年,位高权重的郭沫若先生来参观是对其的关注和肯定。山东博物馆的馆舍几经变动和扩大,如今的规模也是中国博物馆界的骄傲。回到当今的问题上来看,核心是被恶搞了。可以反问的是,那1992年以来的那么长的时间内为什么都没有这个问题?而这几年借助于网络被恶搞则演化成为问题。显然,这不是山东博物馆的问题,也不是郭沫若先生书法的问题,而是社会出了问题。所以,应该从社会根源上找原因,却不能单方面从字迹上找不痛快。再说,在这个恶搞的时代,被恶搞的也不是山东博物馆一家,或具体到某一块牌匾。被恶搞的很普遍,连领袖像都有人恶搞;不能因为恶搞而把像也摘了。所以,面对恶搞要淡定。只要这5个字的书写者在政治上没有大的错误,在书写上没有错误,文字上没有错别字,在集字上没有一眼看出的失误,那么,应该“我自岿然不动”。否则,屈就了恶搞,恶搞之风就会愈演愈烈。
中国的文字既有形似的,也有音同的,更有同一个字有不同的写法和不同的念法,无疑,这为恶搞提供了可钻的缝隙。殊不知,现在有职业的段子手,有恶搞的专门家,就是利用这方面的特点下手,以此博眼球,蹭热点。这是一个娱乐和消费的时代,娱乐和消费有很多方式,调侃和恶搞则是其中之一二。加上自身的问题,比如现在的“山东博物馆”因为字体的原因而感觉上不易辨认,更是为一些人发现了机会。可是,确实有一些不认草书而表现朴实的人,脱口而出。现在说“荣宝斋”为“荣宝齐”的还大有人在,而当年深圳的“关山月美术馆”建成之后,没有太多文化的人常常说成是“关山月武术馆”,当然其中不乏恶搞的。就辨认来说,对于目前的几个字,稍有文化的人怎么也看不出与恶搞相似的字形,比如“山”怎么可能会看成是“心”字?连最起码的起首那一点都没有;而“博物”二字的草书规范,与恶搞的字风马牛不相及。总之,邪不压正。恶搞不可怕,可怕的是文化人失去了定力。
无论如何,郭沫若所书的“物”完全不同于草书的“妇”。右为王羲之书,左为赵孟頫书
2020年1月
为了进一步展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时期的美术代表人物的创作业绩和艺术成就,进一步弘扬中国美术文化,展示新中国60年中国美术家的艺术风采,也为后人研究这个时期的美术